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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陵机器厂，其前身为1875年清政府创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1932年起，辗转搬迁至河南、湖南。抗日战争期间，又从湖南株洲内迁至重庆嘉陵江畔，主要生产枪弹、手榴弹等军械。1949年后，更名为国营嘉陵机器厂。1979年嘉陵在“民”政策下，研制出嘉陵CJ50摩托车。1981年，嘉陵厂与日本本田开展技术合作，本田负责技术支持，对CJ50摩托车进行了技术改造，并使用“嘉陵-本田”联合商标。在嘉陵之后，1983年，建设机床厂与日本雅马哈合作，开启摩托车规模化生产。建设机床厂，其前身为1889年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枪炮厂，也是中国近代24家军工企业之一。

　　重庆的摩托车产业，是一个典型的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指特定区域内由竞争合作关系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机构及相关机构组成的空间集聚现象。这种集聚能带来巨大的优势。地理高度集中、环节全覆盖、本地配套率极高、大中小企业协同的产业集群，能大幅降低物流、库存、沟通成本，单台摩托车综合制造成本比分散产区低15%—20%。集群总产能巨大，零部件企业可实现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分摊固定成本、提升设备利用率，进一步压低单价。

　　目前，重庆拥有43家摩托车整车企业及400余家规模以上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超90%，从一颗螺丝到一辆整车，覆盖整车、核心零部件、研发检测的完整生态。一个新设计需要特殊零件，别的地方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小批量试制，在重庆，几天就能搞定。试错成本大幅下降，创新的可能性指数级上升。张雪曾坦言，2013年他只身来到重庆，正是看中这里“摩托之都”的产业底蕴。张雪最初在重庆，就是通过在车友论坛售卖自己组装的摩托车，挖到了第一桶金。

　　语言学上的齐普夫法则（Zipfs law），同样适用于城市和产业发展。根据这一规律，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齐普夫法则还有一条补充规则，简单说来，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会减少，会出现多个中心城市。这是因为人口多，地域大，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变多。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中心城市也多。类似的，当一个产业足够大的时候，也会形成多个产业聚集区。国内摩托车制造产业集群主要有4个区域，分别是广东、重庆、江浙和鲁豫。

　　其中，在出口方面的明星企业，则主要集中在粤渝两个省市。早在2000年代初，随着经济发展，隆鑫、迪豪、力帆、轻骑、宝德、镇怡等外地摩托车整车生产企业就向广东江门集聚，各地摩托车零配件生产企业和供应商也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纷纷到江门设厂，形成了产业链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江门也因此成为广东摩托车产业的中心之中心。2024年，江门摩托车出口额达130.5亿元，增长40.2%，产品远销欧洲、墨西哥、中东、非洲、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中国的两大主要摩托车产业聚集区，各有优势。摩托车产业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本地需求。一些城市出台“禁摩”“限摩”政策后，抑制了当地需求。汽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也替代了部分需求。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替代了相当部分的短途出行需求。珠三角的劣势在于，本地摩托车需求小，主要是出口。而重庆作为山城，电动自行车无法满足大马力、高负载的需求，所以，重庆一直没有禁摩限摩，当地市场对摩托车的需求一直较强。这也支撑了重庆的摩托车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