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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权限持续扩大，将更多交易纳入审查范围，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设置了实质障碍。许多涉及敏感技术或重要数据的投资项目因国家安全审查而被迫放弃。二是高科技出口管制日趋严格，美国不断升级对华“实体清单”和出口限制措施，尤其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5G通信等领域。例如，自2022年起，美国持续升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2023年10月，美国商务部扩大限制范围，将此前未涵盖的中端芯片纳入管控，并加强对云服务、AI训练等间接渠道的限制。2024年起，美方联合荷兰、日本进一步限制光刻机及关键零部件出口，意图全面遏制中国7纳米以下半导体工艺发展。2025年初，美国国会推动“关键技术白名单”立法，拟将AI推理芯片与边缘计算芯片纳入长期限制清单，显示出其对华科技围堵正在沿着“设备—芯片—云服务—算法”全链条延伸。以上举措使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开展业务和技术合作变得异常艰难。

　　此外，美国还通过立法手段提高对中国商品和企业的限制。2023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正式实施，其中针对电动车产业链的补贴政策含有明显的排他性条款：从2024年起，凡是含有中国等“外国关注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生产的电池组件的电动车将无法获得税收抵免资格；2025年起，如电池所含关键矿物由“中国等受关注国家”提炼加工，同样失去补贴资格。这一规定实际上排除了中国电池企业及其产品在美国市场获得补贴的可能性，迫使相关企业不得不调整供应链以符合美国的要求。另外，美国还取消了对低价商品的关税豁免，要求从中国经邮包进口的小额商品也需缴税报关。再加上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中美国牵头制定的数据、本地化标准等规则，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而言正形成严密的合规高墙。

　　欧盟整体对华态度相较美国更为温和，但近年来也在逐步强化对外资和进口的审查，尤其是在规则设定与标准制定层面，构建了更多隐性壁垒。一方面，欧盟自2020年起推行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审查机制，各成员国在欧盟框架下协同审查涉及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案，对中国企业并购欧洲公司设置了更高门槛。另一方面，欧盟的绿色与数字新政为进入欧盟市场设定了复杂的合规要求。例如，欧盟从2023年10月开始试行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计划自2026年起对钢铁、水泥、化肥、铝、氢等产品全面征收碳关税。这意味着中国相关行业的产品进入欧盟将因为碳排放差异而承担额外成本压力。又如，欧盟实施《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以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数据保护法，要求在欧运营的数字企业加强内容审核和数据本地化，涉及中国平台企业时还伴随数据跨境传输的安全评估，对跨境互联网业务提出更高合规要求。

　　欧盟还在劳工与供应链方面引入新型非关税壁垒。2023年底，欧盟通过《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法规》，全面禁止强迫劳动相关产品。这一法规被解读为针对包括新疆地区产品在内的供应链审查，要求企业提供供应链尽职调查报告。类似地，德国《供应链尽责法》也已生效，要求大型进口商对其全球供应链中的人权和环境风险负责。这些规定给中国产品出口欧盟增加了大量合规成本和法律风险。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出于“去风险化”考虑，在能源、通信等关键领域倾向于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例如部分国家限制或淘汰华为的5G设备，并推出鼓励本土或盟国供应商的政策。这些都使得中国企业在欧面临市场准入壁垒的升级。

　　同时，应注意欧盟内部仍保留一定开放合作空间。欧盟在清洁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领域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实现自身目标。例如在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上，虽然欧盟对中国产品发起补贴调查并已决定征收17%—35%的反补贴关税（针对比亚迪等中国电动车进口征17%关税），但也欢迎中企来欧投资设厂，以在本地创造就业和税收。因此，一些中国企业选择通过本土化来应对欧盟壁垒，比如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分别在德国、匈牙利兴建电池和汽车工厂，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贸易壁垒。总的来说，欧盟市场的挑战主要在于规则导向：中国企业必须快速适应欧盟不断变化的绿色、数字和供应链监管新规，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合规和优势。

　　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资本和商品实施严格限制，形成较高制度壁垒。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先后封禁了数百款中国移动应用，包括TikTok、Wechat和电商平台等，封禁名单超过200款，几乎全面限制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印业务。2020年印度还收紧了FDI政策，规定来自邻国（主要指中国）的投资需要政府逐案审批，导致中国对印投资骤减。2023年，印度更是拒绝了比亚迪在印建厂的提议，驳回了比亚迪与当地公司合资设立价值10亿美元电动车工厂的计划，明确表示出于安全考量不会批准。这显示印度对涉及中国企业的重大投资持强硬态度。

　　其次，印度积极推进“印度制造”和数据主权战略，持续提高外资企业的本土化与合规门槛。对制造业来说，印度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和推出生产激励计划（PLI），鼓励海外厂商在印建厂，否则进口成本高昂。中国手机厂商虽在印设有工厂，但近年频繁受到印度税务和监管调查，市场份额也被印度政府扶持的本土和其他外国品牌挤压。在数字领域，印度于2022年出台《数据保护法》，要求敏感个人数据存储在印度境内，并可能要求数据跨境传输需审查许可。这对依赖跨境数据服务的中资互联网企业构成挑战。此外，印度加强对电商的监管，要求平台不得有外国控股的卖家，限制了阿里、腾讯等在印度电商市场的发展空间。总体而言，印度以安全和自给自足为由，设置了严苛的外企准入条件。中国企业在印不仅面临政策不友好，还需应对复杂的合规和营商环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法律风险。

　　庞大的人口和消费潜力使一些中国企业仍希望通过合资合作迂回进入。例如，希音（Shein）在2020年被印度列入禁用名单后选择与印度信实工业（Reliance）合作，以品牌授权方式重返印度市场，由印方主导在本地生产和销售，以规避政策风险。双方计划迅速将印度供应商从150家扩至1000家，并在一年内把印度制造的服装出口到欧美市场。这种模式表明，在直接路径受阻时，中国企业正尝试通过印度伙伴、本地化生产来重新开拓印度市场，同时融入印度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为亚太区域合作注入动力，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RCEP一方面意味着关税降低和市场准入便利，有助于深化与东盟、日韩的贸易投资往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产业链重组的竞争压力。一些RCEP成员如越南、马来西亚等，承接着部分供应链转移，并成为中低端制造替代地，在纺织服装、电子组装等领域与中国形成竞合关系。日本和澳大利亚则在关键矿产、能源供应上加强彼此合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让中国相关企业面临市场份额被蚕食的风险。

　　此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由地缘政治逻辑转化为具体的投资行为与产业转移现实。例如，日本政府出资补贴企业将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或日本国内。越南、泰国等则借机吸引外资，承接制造环节。越南近年在电子制造、智能手机代工等领域快速发展，部分订单从中国转移过去，给中国制造企业带来价格和订单流失压力。再如印度尼西亚，利用镍矿资源和政策优惠吸引中国电池和不锈钢企业投资，但随后又收紧出口政策、提高资源品本地加工要求，使中国企业在当地需应对政策变动风险。

　　不过RCEP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扩大区域影响的机遇。凭借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和服务贸易开放，中国企业可以在东盟国家布局生产，再通过RCEP优惠进入其他成员市场，构建区域价值链。同时，RCEP框架下的数字贸易、知识产权规则为区域内统一标准打下基础，有利于中国数字企业在东盟扩张。例如，东南亚电商、支付领域蓬勃发展，腾讯、阿里等通过投资和技术输出在当地占据一席之地。该区域整体的壁垒相对欧美低，但中国企业需要注意当地政治法律环境差异以及与日韩企业的竞争。在RCEP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关键在于与区域伙伴形成供应链协同而非零和竞争。

　　首先，部分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考虑或因政治更迭，政策立场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的风险。例如，巴西前政府一度对华为5G持保留态度，但新政府上台后释放出更为开放的信号。墨西哥2024年完成大选后，虽未公开排斥中国投资，但开始就部分中国产品启动新一轮的审查机制，并表态将根据本国产业利益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在拉美等新兴市场，政权更迭与政策调整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持续关注的重要变量。

　　此外，拉美部分国家面临一定的金融与安全风险，高通胀与汇率剧烈波动（如阿根廷比索持续贬值）、社会治安形势复杂以及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均对企业正常经营构成挑战。为应对上述问题，近年来新进入拉美市场的中国企业逐步转向本土化合作路径，如通过与巴西、墨西哥的大型企业合资设立项目，或聘用具备当地经验的高管团队，以降低合规成本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拉美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企业应密切关注当地政策动态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灵活调整投资策略与运营布局。

　　中东地区对中国企业而言既是充满潜力的新兴市场，也伴随着特有的地缘政治挑战。海湾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近年来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与数字化转型，普遍欢迎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中东依然保持较高的市场接受度，中资企业承建的5G网络、电力设施、港口枢纽等项目数量持续增长。然而，中东同时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地带，美国在该地区长期具有强势影响力，并可能向其盟友施压，在敏感技术领域限制中方参与。虽然多方报道指出，美国试图劝说海湾国家限制使用华为5G设备的做法并未取得成效，但相关博弈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仍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持续经营和战略规划带来一定外部压力。

　　在合规方面，中东各国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程度不一。一些国家营商环境较为宽松，但法律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相对有限，企业在进入过程中需特别注意适应当地商业惯例与法规差异。例如，在内容传播和文化产业领域，海湾国家普遍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国文娱企业需严格遵守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要求。又如，部分国家对外资设有本地合资要求或股权比例限制，企业需与当地合作方共同设立实体才能合法开展业务。在数据合规方面，沙特等国正在推动数据主权立法，拟要求包括云服务在内的敏感数据必须实现本地存储，这给中资数字企业带来新的合规挑战。此外，考虑到中东地区整体政治局势较为复杂，地区冲突、政权更替等潜在风险也可能对企业员工安全与资产保障构成压力。

　　总体而言，中东目前对中国整体态度友好，已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重要新空间。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企业应充分把握这一政策友好窗口期，在积极拓展市场的同时，加强合规管理与风险预判。例如，建立与当地政府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密切关注政策动向；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履行本地社会责任，从而提升企业在当地的认可度与长期稳定性。

　　非洲作为一个具有广阔发展潜力的大陆，长期以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方向。然而，在当前全球经贸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非洲市场也面临一系列独特挑战。政治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仍是主要风险来源：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政治动荡时有发生，可能导致既有协议难以延续，甚至引发项目中断；一些国家外债水平高企，债务危机风险不断上升，一旦发生违约，将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承建项目的回款和融资安全。此外，非洲多国货币汇率波动较大，且外汇管制较严，企业在利润汇回、资金调度等方面往往面临较大障碍。

　　另一类挑战来自本土化与合规压力。近年来，非洲各国日益重视本国产业的发展，相继出台政策，要求外国投资项目必须引入本地合作伙伴，或在用工、采购等方面满足一定比例的本地化要求。这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属地化经营要求，若无法满足，可能面临执照审批受阻、监管问询，甚至引发负面舆论。例如，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已加强对外企雇佣外籍员工的限制，推动技能转移和本地人才培养；南非则明确要求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将一定比例的工程任务分包给本地中小企业。中国企业需充分理解并遵守当地法规，主动投入资源开展本地员工培训、加强社区沟通，以提升可持续运营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同时，非洲市场的合规风险也在上升，包括环保标准、劳工权益等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和NGO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项目提出环保、人权质疑，要求提高透明度和审计。对此，中国企业必须加强自身ESG管理，确保矿产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符合国际标准，避免因为非经济因素导致项目受阻。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区域一体化也在推进，如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的建设将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中国企业可以抓住这一机遇，以区域战略布局非洲。例如，将制造组装设在关税较低或物流便利的国家，然后辐射周边市场。

　　在逆全球化浪潮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各行业的跨国企业正面临更加具体而复杂的挑战。为深入理解这一趋势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冲击，本部分选取平台电商、先进制造、新兴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的代表性中国企业，系统剖析它们在2025年全球化实践中遭遇的新壁垒——涵盖市场准入、供应链重组、技术限制、合规压力等多个层面，并深入探讨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与结构性调整。通过案例分析，展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战略韧性与适应能力。

　　敦煌网（DHgate）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跨境电商B2B平台，主要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将商品卖到海外市场。2025年初，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高关税环境下，敦煌网在美国意外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4月13日，该平台单日iOS下载量高达11.75万次，其中美国市场占6.51万次，分别比此前月均值暴增732%和940%，一举冲上美国App Store免费榜第二名，仅次于ChatGPT。这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媒体称其为“北京版跨境拼多多”，认为敦煌网成为中国制造绕过美国贸易壁垒的重要新通道。

　　然而，敦煌网的爆火也伴随诸多潜在风险和挑战，需要企业审慎应对，以实现从现象级流量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变。其一，知识产权与产品合规风险。敦煌网主打“中国制造平价替代品”，通过宣称“同厂不同牌”等营销吸引海外消费者。但这可能滑向“仿品”争议，大量宣传中国工厂代工内幕的内容，容易让西方品牌认为平台在销售侵权或擦边球产品。一旦被指责售卖假货，平台将面临信任危机和法律诉讼，损害在海外市场的合规形象。其二，舆论反弹风险。以TikTok视频为代表的内容出海策略虽然转化率高，但如果过度渲染“中国制造廉价”叙事，可能被西方媒体政治化放大，指责其为“不公平倾销”或“操纵舆论”。这将不利于长期品牌形象的塑造。其三，美国监管审查风险。敦煌网在美走红的同时，也可能引起美国政府的警觉，被视为继TikTok之后新的“安全威胁”。其通过拆单规避关税、短视频带货等做法，可能被解读为“规避监管”“影响消费者舆论”，从而招致美国通过强化海关执法、启动301调查等手段进行打压。其四，金融结算风险。当前敦煌网的跨境支付结算严重依赖美元和SWIFT体系，一旦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以制裁方式切断相关支付渠道，平台资金链将受到严重冲击。近期中俄贸易中已有因SWIFT受限而转向稳定币结算的先例，但稳定币本身合规风险高、波动大。

　　其次，敦煌网建议加快完善本地产业配套与国际运营支撑体系。敦煌网在多国市场拓展过程中发现，中小企业“跟随式出海”能力不足，产业链协同与服务支持仍有短板。平台希望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出海的政策扶持，引导其融入跨境电商生态，同时在跨境物流、支付结算、供应链融资等关键环节给予基础性支持。此外，敦煌网也正在积极推动在重点市场建立本地社群与用户运营网络，建议政府在海外推广、属地合规、文化融合等方面给予指导与协调支持，增强平台的国际信任基础。

　　小红书作为中国领先的生活方式分享社区，起初主要面向国内年轻用户。但近两年，随着TikTok在部分国家面临下架禁令或使用限制，出现了大量“TikTok用户迁移”现象，不少海外创作者和用户将目光转向小红书，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2025 年初，小红书海外用户单日注册量激增，公开信息显示，1月15日，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应用商店中，“Xiaohongshu小红书”排名迅速上升，在87个国家的AppStore免费排行榜中位居第一。随着海外用户大量涌入，小红书社区内围绕旅游攻略、国际生活方式、文化体验的内容持续激增，也带动了国内多地景点在海外用户中的关注度提升，对促进入境旅游与消费形成了实际拉动。

　　小红书海外用户激增的背后，有多重原因驱动。平台自身优势方面，小红书提供了友好多元的内容生态，涵盖美妆、时尚、美食、旅游等生活方式话题，满足了外国年轻人对新鲜、多样内容的好奇心。其算法推荐也极为精准，用户很快就能在平台上找到兴趣相投的内容和圈子，从而提升留存率。相比之下，国外传统社交平台如Instagram更多是熟人圈子，小红书的内容社区氛围和兴趣导向对陌生用户更具吸引力。外部环境因素上，美国自2020年以来酝酿对TikTok的封禁，这让许多TikTok上的创作者和用户寻找替代平台。小红书作为为数不多仍可在美应用商店下载的中国社交App，功能上又与TikTok有类似之处，自然成为一部分用户转移的选项。有调查显示，美国仅32%的成年人支持封禁TikTok，而许多年轻用户强烈依赖于此。当他们担心失去TikTok时，小红书恰好提供了分享生活、展示自我的新平台。再者，一些国外用户对主流西方社交媒体的不满，如算法局限、隐私问题等，使他们愿意尝试小红书这样的新平台。美国社交巨头屡曝隐私丑闻，信任度下降，而小红书作为娱乐化社区让用户感觉更有新鲜感和安全感。此外，文化因素也发挥作用：不少涌入小红书的外国年轻人对中国当代生活方式、时尚潮流、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好奇，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真实的中国。因此，小红书在海外走红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国际环境变化和中国软实力的吸引。

　　小红书已经开始采取一些举措来拥抱海外市场。例如开设双语或多语种的运营团队，推出面向海外用户的社区规范，邀请外国关键意见领袖（KOL）入驻等。小红书可通过打造官方账号矩阵、加强与国外网红和品牌合作、推出系列英文内容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同时，政府层面可以支持小红书此类平台参与国际交流项目，输出中国城市形象和文化符号。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小红书的出海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案例：它显示出民间交流的力量，在官方渠道受限时，通过社交平台依然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新一代生活。未来小红书要走得更远，需要在社区氛围和国际规则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既维护平台上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又让海外用户真正融入并喜爱这个社区。

　　在欧洲市场，比亚迪凭借高性价比的优势迅速打开局面，成功进入挪威、德国、英国等国，并计划在法国等地推出新车型。然而，这一扩张趋势引发了欧盟本土车企的警惕。2023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指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获得政府补贴，低价产品大量涌入欧洲，对本地产业构成威胁。2024年10月，调查结论正式公布：欧盟认定中国电动车产业链存在不公平补贴行为，并决定自2024年底起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关税，具体税率因企业而异，比亚迪被征收17.0%，吉利为18.8%，其他未合作企业税率则高达35.3%。

　　虽然比亚迪早期曾在加州设立电动巴士工厂，但由于联邦“Buy America”条款限制中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其业务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比亚迪主要通过间接方式参与美国市场：一是向美国车企供应电动车核心零部件，例如为特斯拉部分车型提供刀片电池技术；二是通过投资或与美国本土初创企业合作，变相参与本地市场。但在乘用车领域，比亚迪已暂缓直接出口美国的计划，转而关注北美周边国家如加拿大、墨西哥，寻求“曲线入美”的突破路径。

　　比亚迪曾考虑在墨西哥设厂，通过墨西哥原产身份出口美国，以享受《美墨加协定》（USMCA）框架下的关税优惠。2023年，比亚迪在墨西哥选址，计划建设年产数十万辆的整车工厂，并与地方政府合作筹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推进属地化生产。然而，美国近期加强了对墨西哥生产电动车的原产地审查，尤其针对含中国零部件的产品设限，使该项目进展趋缓。目前，比亚迪在墨西哥市场主要聚焦本地销售，2023年售出约5000辆，并计划在未来两至三年将年销量提升至5万辆。

　　除了欧美，比亚迪在其它市场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亚洲邻国印度，比亚迪同样遭遇政策封锁：2023年其10亿美元建厂提案被印政府否决。比亚迪转而以出口方式向印度出售电动大巴，并观察印度政策松动的可能。在东南亚，比亚迪较为顺利，已在泰国建厂生产电动汽车，并占据泰国EV市场约三成份额。泰国等RCEP国家对中国新能源车持欢迎态度，比亚迪计划以泰国为中心辐射东盟市场。在中东和拉美，比亚迪的电动巴士广受欢迎，已向智利、巴西提供上千辆新能源公交车。可以看到，比亚迪采取的是多点开花、避实击虚的全球化策略：面对阻力大的市场暂缓或变通，集中资源深耕开放友好的市场。

　　总体来看，比亚迪应对挑战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本土化生产，如在欧洲、亚洲建设工厂，以当地企业身份参与竞争，降低贸易壁垒和物流成本。其次是合作共赢，通过联盟和合资获取市场准入，如与当地政府共建培训中心提升本地就业，赢得政策支持。再次是技术和标准主动权，比亚迪致力于输出自身电池和零件标准，与海外伙伴共同制定技术规范，以形成技术话语权，提高国外客户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最后，比亚迪注重品牌和合规建设，在海外塑造安全可靠的品牌形象，例如，积极配合欧盟环保审核，确保产品符合欧6排放、回收法规等，以解除监管疑虑。

　　面对欧美的“去中国化”压力，宁德时代选择前置投资，在海外建厂来巩固与客户的关系。宁德时代于2019年启动德国图林根州（恩斯特工业园）首个欧洲工厂项目，至2022年底产品线年初，该厂已进入扩产阶段，并制订多项技术升级方案。德国工厂的原材料目前大多仍从中国进口，但已有一些中国材料供应商跟随在欧洲设厂供货。宁德时代欧洲区总裁曾表示，长远来看，希望当地供应链逐步本土化，公司也在举办供应商大会，吸引欧洲本地供应商加入。此外，宁德时代在匈牙利也启动了更大规模（100 GWh）的电池基地建设，该工厂主体结构已完工，2025年正式启动试产，模组装配已在邻近租赁车间展开，预计至2026年全面投产，总员工数将超过2600人。2025年初，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达成合资协议，在西班牙萨拉戈萨投资约41亿欧元，建设年产50 GWh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预计于2026年投入生产。宁德时代通过德国、匈牙利、西班牙三国多基地布局，实现本地化生产与供应链优化，有效缓解欧美“去中国化”政策与关税壁垒。宁德时代主动迎合政策要求、稳步推进产能本地化，并广泛布局制度应对机制，为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型企业应对逆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经验样本。

　　在美国市场，宁德时代也同样面临制度性障碍。《通胀削减法案》（IRA）将中国企业明确列为“外国实体”，其生产的电池无法享受联邦补贴。这直接阻断CATL电池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路径。为此，一些美企寻求变通方案。例如，福特计划在密歇根建造由其全资持有但采用CATL电池技术的工厂，即所谓“技术许可”模式。该模式试图兼容CATL先进技术与IRA补贴标准，但自2023年起，该项目因受到美国国会及地区政治压力而暂停推进，尤其是在CATL2025年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与中国军事有关公司”名单之后，政策争议加剧。受限于直接参股与补贴资格，宁德时代在美国市场逐渐采取更为灵活的参与方式：优先满足欧洲和中国市场的电池需求，在美国则依靠技术授权、第三国供货或间接合作等渠道寻求参与可能。例如，特斯拉计划于2025年在内华达州使用CATL授权技术建设电池厂，以非投资方形式引入CATL技术。此外，宁德时代正关注北美自贸区内的市场机会，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公司有意在这些国家建设电池厂，从而以“北美身份”服务美国市场，以绕开直接的中国制造限制。宁德时代创始人曾表示，若美国政策环境改善，公司愿意考虑在美国本土投资建厂。总体而言，即便不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宁德时代也难以完全摆脱被政治化的风险。虽然公司目前尚未在美国建厂，但其技术许可合作、第三国产能布局已成为应对政策壁垒的现实选择。此案例进一步凸显：中国企业即使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也必须通过灵活的境外布局与制度适配能力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与制度环境。

　　此外，宁德时代面临的全球挑战还包括原材料供应的博弈。锂、镍、钴等电池关键矿产掌握在多国手中。澳大利亚、智利等国虽然资源丰富，但也在考虑“资源护卫”，提高矿产税费或限制原矿出口。中国自身也在2023年对石墨等电池材料实行出口管制，以反制西方的科技限制。这种多边博弈增加了宁德时代获取稳定材料的难度。为此，宁德时代采取上下游一体化策略，在全球范围投资锂矿、参与印尼镍项目等，以确保原料供应安全，同时开发新技术降低稀有金属依赖，比如推进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的研发，减少对受控资源的依赖。

　　宁德时代的应对战略可归纳为：提前布局，深化合作。公司在海外设厂并非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着力融入当地产业链。例如，其德国工厂已吸纳数百名本地员工，并与当地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技术人才。同时，宁德时代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电池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提升。2023年，公司推出的麒麟电池与快充技术引领行业潮流，并频繁亮相于国际专业会议，强化了其在全球电池产业的技术话语权，也使得海外主机厂无法忽视中国电池技术的领先地位。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宁德时代通过转型为“跨国公司”，有效弱化了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如其欧洲区负责人所言：“我试着专注每天的工作，不让政治环境过多影响我们。”正是这种务实稳健的精神，使宁德时代在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依然稳步扩张，有望继续领跑全球动力电池市场。

　　华为作为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高科技企业之一，也是逆全球化冲击下既受压又展现韧性的代表。虽然自2019年以来遭遇了芯片断供、操作系统限制、5G设备禁令等一系列制裁，但华为在2023—2024年逆境中稳步回升。根据公司2024年年报，华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621亿元人民币（约1182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22.4%，几乎恢复至2020年被制裁前的水平（891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62.6亿元，同比下降约28%，主要因研发投入增长至1797亿元，占全年收入的20.8%。

　　华为在全球业务受到制裁冲击后，仍通过战略转型与自主研发展现出显著韧性与突破。在通信设备主业上，华为虽失去欧美市场，但继续在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地区保持领先地位，并通过工业专网创新开辟新赛道。公司推出的5G解决方案已应用于智能矿山、港口调度、机场物流等垂直行业场景，如在南非部署5G矿卡系统，在阿联酋支持港口智能调度。这种以“行业私网”替代“公众网络”的方式，不仅绕开西方监管限制，也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来源。在消费者业务方面，华为手机因缺乏谷歌GMS支持，海外市场受限，但仍坚持高端自主研发路线nm制程上实现国产化突破，引发轰动，虽然产能有限，但提振了国内市场信心。2024年，华为手机出货量达4500万台，同比增长超25%，消费电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国内市场是主要增长驱动。操作系统方面，华为加速打造自主生态。其鸿蒙系统（HarmonyOS）截至2024年底装机量已超9亿台设备，中国市场占有率达17%，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约为4%。2024年华为推出HarmonyOS NEXT（星河版），全面实现不依赖安卓AOSP代码的“纯鸿蒙”架构，标志着国产操作系统进入独立生态阶段。华为还逐步在海外试点推广HMS服务和开发者社区，为长期海外回归埋下基础。总体来看，华为在逆全球化压力下，通过“技术突围+生态重建”实现了战略转型。正如公司所强调的：“我们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家具有全球适应性的企业，而不是依赖特定市场或国家的企业。”这也使得华为成为当前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最具战略韧性的全球化样本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抓住了智能汽车这一战略新赛道。自退出部分消费电子市场以来，华为积极转型，为车企提供车载操作系统（鸿蒙车机）、激光雷达、智能驾驶系统（如Qiankun ADAS），以及车联网技术等解决方案，并与赛力斯等主机厂联合推出“华为智选”模式汽车。2024年，华为参与打造的AITO（问界）系列车型销量快速增长。特别是M7与M9两款车型，累计销量实现同比翻番增长，全球用户反响强烈（2025年前十个月销量达35.36万辆）。数据显示，2024 年AITO总销量达38.7万辆，远超前两年的水平。M9更创下国产大型SUV上市6个月交付突破20万台的纪录，表现亮眼。

　　在海外市场方面，华为正稳步推进汽车业务国际化。2025年2月在马来西亚举办APAC合作伙伴峰会（Eco Partner Summit）期间，华为同步发布折叠屏手机与新能源汽车战略，首次将新能源汽车与海外市场宣传结合，表明其旨在以智能电动车为载体重塑海外消费者认知。在全球布局策略上，华为正采取“聚焦友好市场、谨慎重返发达市场”的路径。虽然欧洲对华为通信设备在5G阶段保持部分限制，但并未全面封禁，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仍允许使用部分设备。华为通过开展本地合规运营、开放源代码审核中心等措施提升透明度，一定程度上缓解合规顾虑，并积极维护当地客户关系。与此同时，在拉美、非洲市场，华为凭借优质且性价比较高的通信与智能终端产品赢得口碑，特别是在智能手机领域，虽然谷歌生态缺失削弱其在欧美的竞争力，但对非洲用户影响相对有限，华为在中东、非洲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近年来展现回升态势，尤其在当地4G/5G基础设施建设中保持强势。

　　跨境电商平台Temu自2022年底进入美国市场、2023年扩张至欧洲后，凭借超低价和社交分享模式迅速走红。但母公司PDD Holdings深知“纯中国直邮”模式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在逆全球化环境中积极推进供应链和运营模式调整。2024年，Temu在北美开设多个海外仓，包括美国加州、得克萨斯和新泽西等地，以缩短配送周期，提升用户体验。此外，Temu推出“半托管”模式（semimanaged model），允许美国本地供应商在美国仓库备货并自行发货，约占其美国业务商品交易总额的25%左右，从而淡化对中国直邮出口的依赖。这使得其在美国“最低免税额（de minimis）”免税政策关闭后，仍能有效缓冲合规冲击。

　　通过上述多个简要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平台经济、制造业、人工智能等领域正积极调整全球化战略。无论是Shein与Temu推动供应链转移、AI初创企业通过境外融资链接资源，还是机器人企业在技术路径上强化合规，这些实践共同反映出中国企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采取的多元应对路径：或选择本地化深耕，或通过第三地实现资源融通，或专注细分市场持续创新。虽然策略各异，但这些企业的核心取向高度一致——不断提升对海外规则环境的适应能力，并在新制度和政策约束下重构自身的竞争优势。

　　其次，建立“双保险”供应链体系。鉴于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上升，国家需指导企业构建境内境外“双循环”供应链。一方面鼓励优势企业在海外建立制造基地和物流枢纽，提高抗风险能力，如支持汽车、电池企业在友好国家设厂，将部分产能前移，以便在贸易冲突时保障市场供应。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国产替代，在半导体、工业软件、核心原材料等领域实施攻坚计划，减少对外依赖。通过“国内备份+海外分散”双管齐下，确保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企业都有供应链回旋余地。

　　再次，完善全球合规支持体系。政府应发挥协调和服务功能，为企业海外合规保驾护航。建议出台《关于加强企业海外合规经营的指导意见》，明确重点合规领域（如数据保护、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劳工环保）和企业义务。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编制“走出去”合规手册或白皮书，共享各国法规资讯和最佳实践。建立合规培训与咨询平台，针对中小企业提供涉外法务咨询、案例教学，提高整体合规水平。政府还可定期发布境外法律风险提示，特别是针对政局不稳、制裁高发地区，帮助企业提前预警、及时应对。

　　从次，强化金融保障和风险分担。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汇率、融资和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在欧美银行的融资渠道受限，资金出海流程复杂等情况，政府部门应推出相应支持措施。比如，扩大政策性银行和出口信用保险对“走出去”项目的覆盖面，为企业海外投融资提供低息贷款和保险保障。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加快推进人民币同更多国家的本币互换和结算机制，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可启用应急稳定币结算试点，在监管可控范围内与可信赖伙伴使用数字货币或稳定币进行结算，分散金融制裁风险。此外，鼓励商业银行开发汇率避险工具，为企业提供远期结售汇、期权等产品，锁定成本，平滑汇率波动影响。通过金融赋能，降低企业全球经营的不确定性成本。

　　最后，打造全球人才高地。企业走向海外，人才先行。一份来自德勤对在沪代表性企业的调研显示，中方人员出国和外方人员来华的签证问题是当前企业全球化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更便捷的签证政策能够提升人员跨国商务活动的效率，促进国际业务和经验交流，并帮助中国文化在海外进一步传播。建议设立“全球人才特区”试点，在北京、上海等人才集聚城市，为跨国经营人才提供政策便利，具体包括：简化海外高管和技术人员来华签证和工作许可手续，实行人才签证制度；对企业长期派驻海外的员工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或补贴；与主要投资东道国商签人才互认协议，解决专业资格认证互通问题。同时，支持企业在海外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吸引当地优秀科研人员，与国内团队协同创新。通过这些举措，形成一支本土+海外融合的跨文化人才队伍，为企业全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加强海外维权和应急保障。建议外交、商务等部门牵头，建立海外商事法律服务网络，在主要东道国设立“中国企业海外权益保护中心”或通过驻外使领馆增设商务法律专员，平时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服务，一旦企业遭遇不公正待遇或突发事件（如扣押资产、人员安全危机），能迅速协调外交途径解决。健全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各部门分工，当企业海外遇险时做到“事前预判、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支持。此外，鼓励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设立海外仲裁中心，提升解决跨境商事纠纷的效率和公正性。

　　首先，发挥行业协会桥梁作用。各重点行业的协会应积极作为，成为企业海外发展的信息与协作平台。协会可定期组织境外投资风险交流会，邀请专业机构解读各国最新政策动态、合规要点，提升成员企业认知水平。针对共性问题（如出口管制清单、贸易救济调查），协会应汇总企业诉求，统一向政府反馈并提出政策建议，帮助制定行业应对策略。同时，协会可以组建走出去联盟，鼓励大型企业携手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资源共享。例如，汽车行业协会可带领零部件中小企业抱团参加国际展会，整体提升“中国制造”的形象和话语权，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海外受挤压的领域（如通信设备、互联网平台），探索“出海结盟”，在境外市场协同配合，避免恶性竞争。比如中国手机品牌可在欧洲建立联合服务中心，共享渠道，降低单个企业负担。再如工程承包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可以组成联合体投标，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提高项目抗风险能力。通过行业内协作，形成合力应对外部壁垒，减少内耗，提高整体竞争力。

　　其次，强化国际标准和认证合作。行业领军企业应牵头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占据技术规则高点。建议在5G/6G、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由相关行业协会成立标准工作组，支持华为、宁德时代等具备较强实力的企业承担国际标准组织重要职务，在标准讨论中主动提案，争取更多中国方案被采纳。同时，行业组织应与国外权威认证机构建立联系网络，互通标准信息。推动国内检测认证结果在更多国家互认，减少企业重复认证成本。对一些带有歧视性的外国标准（如某些针对中国的网络安全测评），行业协会可联合国内外同行公开发表意见，争取平等待遇。

　　此外，打造中国品牌国际形象。行业层面也应合力塑造中国企业的集体品牌。在境外开展“中国品牌海外行”等活动，展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实力的正面案例。例如，通过行业公关在海外媒体宣传中国电动车如何助力当地碳减排、中国通信企业如何帮助非洲提升连接等故事，淡化偏见。出版行业白皮书英文版，介绍行业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这种整体形象的提升，将有助于缓解西方社会对中国企业的疑虑，为企业个体营造更友善的舆论环境。

　　首先，重塑全球市场布局。企业自身应当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全球市场格局，避免对单一市场过度依赖，追求市场多元化和均衡布局。具体而言，结合各国风险评级和增长潜力，优化出口和投资比例。例如，在保持美欧等大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大对RCEP国家、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培育多个增长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契机，将项目输出与东道国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形成“项目+合作园区”模式，在海外建立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本地合作项目。同时，建立市场退出与进入评估机制，当某国风险过高时及时收缩战线，把资源投向更稳健的区域，实现全球市场的动态平衡。

　　其次，强化本土化经营能力。企业走出去不能仅以输出产品为目标，更要融入当地成为“自己人”。应赋予海外子公司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责任，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快速决策，避免总部管控过严导致“水土不服”。注重招聘和培养当地员工，包括高管职位本地化，建立多元文化的管理团队，提高对当地社会的敏感度和沟通能力。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和行业协会活动，支持公益项目，塑造负责任企业形象，实现从“业务输入型”向“关系嵌入型”转变。此外，要深刻理解东道国法律和文化，在合规运营的基础上主动贡献价值：比如在投资项目中帮助当地完善产业链、提升技术水平，而非仅占有市场。这样的本土化深耕，才能使企业在逆风环境下得到所在国政府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再次，构建全球人才与创新网络。企业应着眼长远，建立覆盖全球的研发和人才体系。利用好国内外两种人才资源，一方面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或实验室，与国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吸收全球创新养分；另一方面，通过内部轮岗和项目合作，让中国工程师和海外专家紧密协作，培养跨文化创新团队。对于核心技术，要采取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国外合作伙伴开展联合开发或专利交叉许可，在提升自身技术的同时，赢得国际合作机会。在人才策略上，要有全球视野，延揽国际顶尖人才为我所用，也鼓励本土人才走出国门锻炼，形成全球人才梯队。只有当企业具备了全球创新资源整合能力，才能在规则重构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次，加强风险管理和合规体系建设。企业必须把合规视为“走出去”的生命线。在内部建立完善的合规管控体系，设置专门的出口管制、数据保护、反腐合规岗位，定期更新各国法律清单。对重大海外投资和合同，引入第三方风险评估，必要时购买政治风险保险。建立境外风险事件报告机制，一旦一线人员发现苗头（如当地政策变动、舆论负面）可及时上报、高层介入。重视供应链的合规和韧性，对供应商的所在地和合规状况定期进行审查，防止因供应链问题“躺枪”。同时，企业要有底线思维，预备极端情况下的应对方案，例如，如果某国市场业务被迫中止，如何善后与转移。总之，以制度化、预案化的风控为企业全球运营保驾护航。

　　最后，从规则适应走向规则塑造。更高层次上，有实力的中国跨国企业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由被动适应规则转为主动塑造规则。一方面，在国际行业组织、商会中发出中国企业声音，提出建设性方案，影响议程设置；另一方面，在企业实践中探索新模式，如数字贸易、绿色投资的新标准，然后通过双边或多边对话将这些最佳实践上升为国际规则。政府可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国际规则试点，如数字自由贸易区试点、绿色供应链认证等。在这过程中，中国企业既可提升自身形象，也为国家争取制度性开放空间作出贡献。正如前文所述，逆全球化并非世界经济的终结，而是规则体系的调整期。中国企业应在坚守合规的基础上，勇于引领新规则制定，以期未来在国际市场拥有更多主动权。

　　总体来说，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但这也倒逼企业和政府从制度和战略上进行全方位升级。国家需要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行业需要凝聚力量，协同应对外部冲击；企业则要练好内功，提升全球化经营的软硬实力。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关键窗口期，只要中国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合规经营、灵活布局，就有望在不确定性中把握高质量全球发展的主动权。这一场全球化的新考验，既是挑战，更是中国企业凤凰涅槃、迈向更高境界的契机。

　　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的出海征程正呈现出全新的态势，企业出海目的地逐渐向新兴市场拓展。近年来，中东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企业对全球市场布局的重新审视，也体现了中东独特的经济潜力和战略价值。目前，中东已经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贸易和投资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中东出口额达1871.6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10.8%，同时，中国对中东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2024年达到5.2%，较2023年提升0.3个百分点。在投资领域，中国对中东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报告》显示，2024年中东获得了39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和建设合同，成为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最大受益地区。

　　事实上，中国企业很早就在中东进行投资，以传统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近年来，随着中东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企业的投资也逐渐向多元化、高附加值领域扩展。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光伏企业为阿联酋、沙特等国提供从组件到电站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促进这些国家的能源转型。同时，中国企业在中东的数字经济领域也有所布局，如华为、中兴等企业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与中东电信运营商展开合作，推动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中东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也在增加，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随着双方在多领域合作的持续推进，中国企业出海中东的步伐正不断加快，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在进一步拓展。

　　首先，在宏观层面，中东国家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转型，为中国企业出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多数中东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石油和天然气是其主要的支柱产业，而制造业等非石油产业相对薄弱。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东与北非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2.5%，低于全球15.1%的平均水平。这种经济结构导致中东国家长期呈现出“以能源换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模式”。然而，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以及石油价格波动，中东国家逐渐意识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发展非石油产业，其中新能源和数字经济是两大重点方向。例如，沙特推进“2030愿景”、阿联酋实施“2031愿景”等国家战略，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科技和新兴产业，推动当地能源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中东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投资环境也进一步改善，如沙特新修订的《投资法》强调本地和外国投资者享受基本同等的待遇，一般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拥有在沙特设立企业的100%所有权，并且可以开展与本土企业相同的业务。

　　其次，中东具有较强的经济潜力与消费能力。在中东国家中，我们重点聚焦中国2023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是阿联酋、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卡塔尔，以此分析中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总的来说，中东大部分国家65岁以下人口占比均超80%，且人均收入较高，形成庞大且消费能力强劲的市场。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中东国家中，15—64岁人口占比平均为67.8%，其中阿联酋、卡塔尔两国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为82.1%和83.3%，显示出整体劳动力资源充足且社会整体消费活力更强。从消费能力来看，2024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中东国家人均GDP达2.5万美元，其中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人均GDP排名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此外，近年来，中东的电商市场发展迅速，部分中东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在90%以上，如沙特2024年互联网普及率达99%。互联网的普及为电商、电子支付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沙特中央银行（SAMA）的数据显示，沙特电子支付占所有零售交易的比重由2023年的70%提升至2024年的79%，进一步提升了消费的便利性。

　　最后，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当地发展需求深度契合。目前，中东主要国家正从传统的石油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加大投入发展大型基建和产业项目，注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东国家基建领域的缺口以及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尤为突出，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展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双方在产业对接上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传统基建领域方面，中国企业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沙漠铁路建设等领域的技术积累，满足了当地基建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新兴领域已经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竞争力，比如，中国企业在储能技术（如锂离子电池储能等）和相关设备制造方面也具备较强的实力；在光伏电池、组件等研发和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成本优势明显。因此，中东国家普遍欢迎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和投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不断深化，这种技术与需求的契合不仅为中国企业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也为中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一，中东国家在法律与合规方面更加注重“本土保护”，本地化要求给企业带来成本与管理挑战。具体来说，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中东多个国家通过动态调整产业、税收、投资等政策，以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本地经济体系。例如，在投资与劳工方面，沙特自2024年起要求在境内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地区总部，同时还规定在沙特境内的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本地员工，根据企业规模、行业类型设定了不同沙特籍员工的占比要求，并对未达标的企业实施奖惩措施。在数据安全方面，阿联酋要求企业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数据中心，目前华为、阿里等企业已经在当地设立了数据中心。

　　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以长期视角投入资源、培育能力，实现本地化运营。首先，中国企业需要精准选择目标市场，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发展战略，选择适合的市场进行布局。其次，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当地企业合资、入驻中资产业园区等方式，享受便利政策和配套服务，降低市场进入风险。同时，本地化运营是中国企业在中东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企业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宗教习俗，与当地企业合作，并培养本地化人才，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最后，中国企业需要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结合当地政策红利，实现可持续发展。